2019年歲末，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》，要求各地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，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，該文件的發布引發各方關注。

一些人可能對于城區常住人口300萬這個數值沒有概念。筆者查了下，截至2018年底，全國城市中城區常住人口在300萬以上的城市只有不到30個。取消城區300萬人口以下城市落戶限制，意味著絕大多數城市的落戶門檻被徹底解除了。

有人可能會問，中國怎么可能只有不到30個3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呢？似乎光河南、山東這種人口大省，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就一抓一大把。的確，我看到有些自媒體都這樣分析，但這屬于明顯的審題不清。此次文件中說的是城區常住人口，而非全市常住人口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以蘇州為例，2018年底，當地常住人口是1072.17萬，但城區人口僅有332.82萬，剛剛過線。

之所以會產生全市與城區這兩重概念，除了市郊農村的因素外，主要跟中國獨特的城市體制有關。歷史上，中國地方實行的是府縣體制，一個府下面統轄好幾個縣，但府城跟縣城并不在一起，不能算同一個城市。20世紀，中國的地方體制經歷了幾次重大變革，并引入了市的概念——比如民國時代的上海特別市、哈爾濱特別市等，都是典型的西方意義上的“城市”。但1949年后，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撤地建市，如今的市，又回歸到過去府的范疇，或者也可以稱為廣域市。

按照國務院2014年發布的《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》，中國的城市按照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，被劃分為五類七檔。其中，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，500萬至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，100萬至500萬的為大城市。大城市又以300萬為界，分為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。而城區人口能夠達到300萬的，基本上都是強二線城市。換言之，隨著此次文件要求的落地，弱二線以下城市的戶口將隨便選，隨便落。

從表面上看，此舉似乎利好三四線城市，但實際上，除了長三角、珠三角核心區的那些三線城市人口還在持續增長外，廣大中西部及東北的三線城市，都面臨人口外流的巨大壓力。即便是長珠三角洲那些三線城市人口的流入，也主要歸因于核心城市高房價的阻擋作用，而非戶籍門檻。

畢竟，大城市機會多，收入高，人口傾向于向大城市聚集。久而久之，在馬太效應下，自然會呈現大城市越來越大，小城市日漸萎縮的情況。我們看國外，很多國家都存在首都一城獨大的情況，像墨西哥城、東京等，人口動輒兩三千萬。即便是過去一直被當成“小而美”代表的華盛頓，人口如今也已達到600萬，成為僅次于紐約、洛杉磯、芝加哥、休斯頓的全美第五大都會區，以及僅次于紐約的北美第二大金融中心。

而在國內，盡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強調“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”，卻不能阻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。近年，不少中央會議在提出城市化政策時，都特別強調，要發揮城市群和各類中心城市的承載能力。應該說，這是符合城市化進程和方向的正確做法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未來，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的流動將呈現新趨勢：廣大中西部及東北人口向長三角、珠三角和武漢、鄭州、成都、西安等中心城市集中。伴隨著從城鎮化到城市化、再到城市群都市圈化這一過程，不僅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極大提升，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，“人的城市化”也大幅提速，改革的紅利真正惠及絕大多數國民身上，而這也正是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推進城市化的目的所在。（涂格）